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自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全文共二十四条。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类司法解释的标题枯燥得像一份公文。但如果你做过生意、借过钱、签过合同、给人担保过，这部解释可能比很多条文都更直接地关系到你的钱能不能拿回来。

原因在于它处理的是一个长期存在、被反复利用的程序漏洞：只要对方能拿出一张刑事立案通知书，你的民事官司就可能被无限期搁置。等刑事程序走完，几年过去了。有的案件，刑事上最终不起诉或者撤案，民事上却发现当年的诉讼时效、证据、财产状况已经面目全非。

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本规定答记者问时的表述，实践中“甚至存在不当利用刑事手段插手、干预经济纠纷等问题，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句话说得很直白。而这部司法解释的靶心，正是“片面理解、机械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分界线画在“同一事实”上

新规的核心标准只有一条：看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涉及的是“同一事实”还是“关联事实”。

新规第二条给的定义是：

本规定所称的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是指有关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或者关联事实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的同一事实，是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的情形。

标准很朴素：当事人相同、基本事实相同，才算“同一事实”。只要这两项有一项对不上，就属于“关联事实”，得走另一条路。

两条路径的后果截然不同：

同一事实——原则上适用“先刑后民”，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程序统一解决，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关联事实——民事与刑事程序分别审理，民事案件的受理不受刑事诉讼程序影响。只有在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才可以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

新规第三条列举了六类“应当依法受理”的情形，其中前四项尤其贴近日常交易：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单位或个人承担民事责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未构成债务人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其中部分债务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其他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

这四类情形有一个共同特征：犯罪的是一个人或者一拨人，被起诉的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拨人。既然当事人不同，就不属于“同一事实”，民事程序没有理由停下来。

为什么这个区分如此重要呢？

旧的规则逻辑是“案件沾了刑事，民事就得让路”。它的隐含假设是：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但现实中，刑事责任的主体是行为人个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往往是单位、担保人、其他债务人——把两者捆在一起，等于让无辜的一方替嫌疑人承担程序上的等待成本。新规把“主体是否同一”提到判断标准的核心位置，实际上是把民事诉讼的独立性从“例外”还原成了“原则”。

二、一张刑事受案回执，不再是暂停键

新规第五条第一款只有一句话，但杀伤力很强：

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以刑事受案回执等为依据申请中止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不符合中止诉讼条件的，不予支持。

此前实务中常见的一种拖延战术是：民事官司打不过，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拿到受案回执后向法院申请中止审理。受案回执的取得门槛并不高，但只要能换来一年半载的时间，财产可能已被转移，证据可能已经灭失。

新规明确：审查主体是法院，审查标准是“是否符合中止诉讼条件”，而条件在新规第四条第一款已经写死了——必须“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仅凭一张回执，达不到这个标准。

新规第五条第二款处理的是另一个方向的干预：有关机关以已经刑事立案为由，要求把民事案件移送过去。新规要求法院“认真审查”，认为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只有符合第四条第一款但书情形的，才依法中止。

该条第三款留了一个对称的出口：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或者刑事追诉不当的线索、证据材料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关。这被概括为“双向防范'有案不究'和'以刑代民'”。新规不是给民事案件开后门，而是给两类程序划清各自的跑道。

三、生效刑事判决在民事法庭上的分量

新规第六条处理的是一个技术性很强、但影响极大的问题：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算什么？

新规给出的答案是：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后半句是新增的关键内容。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两款：当事人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刑事裁判所认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及时函告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后者认为原判并无错误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审查处理。

这条程序设计得相当克制——它没有让民事法庭直接否定刑事判决，而是建立了一条向上沟通的通道。但它承认了一个此前常被忽略的事实：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认定事实的结论也就不必然一致。

新规第八条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确：因未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在生效刑事裁判中未予认定的事实，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审查认为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可以依法予以认定。

证明标准的差异，不该变成权利的黑洞。

刑事诉讼定罪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民事诉讼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同一笔资金往来，在刑事上可能因为存在合理怀疑而未被认定为犯罪数额，在民事上却完全足以支撑债权成立。旧的做法容易滑向一个荒谬的结果：因为刑事上认定不了，民事上也就永远要不回来。

新规第八条把这条黑洞补上了。刑事上“不认定”，不等于民事上“不存在”。

新规第七条还处理了刑事程序中未被采信的证据如何在民事程序中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材料，如果未作为刑事案件定案根据，也未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法院应当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组织质证，再决定是否采信。换句话说，判断标准从“刑事上采不采纳”转向了“质证后能不能采信”。

四、签了合同的人犯罪，合同就一定无效吗

对做企业的人来说，这部解释中最实用的部分在后半段。

长期存在一种想当然的推论：既然签合同的人构成合同诈骗罪，那这份合同当然是无效的，公司当然不用负责。新规第十七条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

新规第十九条进一步分两种情形：

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单位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

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该单位或者他人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新规第二十条则明确了另一种情形：行为人以单位名义订立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者挪用，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相对人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

这三条放在一起，传递的判断逻辑是清晰的：民事效力的判断依据是代理规则和当事人之间的过错分配，而不是行为人最后被定了什么罪。

新规第十八条还纠正了一个更窄但很常见的误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单位名义订立合同损害单位利益并构成犯罪的，当事人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的，同样不予支持，除非单位追认。同时，单位因此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的思路是：既不让恶意串通的相对人拿到合同利益，也不让单位因为援引无效而逃避应有的处理路径，而是把责任直接落到恶意串通的双方头上。

五、担保人、破产与非法集资：几个具体场景

新规第二十一条处理担保问题，值得单独说。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起诉担保人时，法院应当依法审查主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但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的，担保人可以在权利行使期间内请求撤销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认定担保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

反过来，如果债权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订立主合同及损失的发生有过错，担保人主张适当减轻责任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条对民间借贷和融资担保实务的影响很直接：给亲友的公司签了担保，后来发现对方是在做非法集资——担保人并非天然要全额兜底，其责任范围取决于过错程度。而债权人一方也需要注意，放款时的审查义务没有履行，会直接反映在责任分配上。

新规第十一条确立了一项新规则：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统筹做好违法所得追缴与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清收的衔接。媒体在报道中把这项安排概括为“刑破并行”，它解决的是过去“一旦涉刑，破产程序就推不动”的僵局。

新规第十四条针对非法集资类案件：民事执行中发现案件事实属于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部分事实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并移送材料；生效刑事裁判将民事裁判的申请执行人认定为集资参与人的，按照刑事裁判执行，民事裁判终结执行；民事裁判已经执行的部分，应当在刑事程序或者刑事执行程序中相应扣减。新规第十五条则明确，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宣告无罪等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民事责任的承担依照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确定。

六、需要提醒的几点

第一，这部解释的适用时间是2026年9月22日。新规第二十四条同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9日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2020年12月23日修正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与本规定冲突的部分不再适用。那一部旧规定中关于“分开审理”“驳回起诉”“”移送”的规则，需要在新规的框架下重新理解。

第二，“民刑并行”不等于两套程序互不影响。新规第四条第二款要求分别审理的法院相互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第六条建立了向上沟通机制；第九条规定了刑事追缴、责令退赔与民事赔偿的扣减规则——当事人通过刑事追缴已经获得赔偿的部分，在民事裁判和执行中应当相应扣减，避免重复受偿。并行是为了各自把事实查清，不是为了让当事人拿两份钱。

第三，案外人对涉案财物主张权利，路径有变化。新规第十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民事诉讼对刑事案件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其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刑事案件已经起诉至法院的，还应当告知其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出权属异议，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必要时通知出庭。案件已经生效的，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申诉。

第四，对合同起草和交易结构设计的启示。既然民事效力的判断回到代理规则与过错分配，那么在交易中保留对方的授权文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单位用章记录，以及在担保场合下做好对主债务人的基本尽调，就不只是“规范操作”，而是直接决定日后责任分配的举证材料。法律给出的答案越依赖过错，交易过程的留痕就越值钱。

结语

这部二十四条的司法解释，本质上做的是一件很久没有人系统做过的事：把“先刑后民”从一个近乎反射性的口号，还原成一组的适用条件。

它没有削弱刑事程序，也没有偏袒某一方当事人。它只是重申了一条容易被忽略的常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责任，追究谁、依据什么标准、走哪条程序，本就应该分别回答。把两者混在一起图省事，代价往往由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支付。